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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9章（第2页）

梅汝璈代表中国人民参与的东京军事法庭审判，不仅为中国人民赢得了正义，而且它和此前的纽伦堡审判一道，确立了国际法上对侵犯和平罪、反人道罪的司法准则，对国际法的发展和维护国际正常秩序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东京审判结束后，参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的中方成员面临着新的人生抉择。

1949年12月1日，梅汝璈由香港一路辗转北上，应邀出席了中国人民外交学会成立大会。

1950年，梅汝璈担任新中国的外交顾问。

1973年，梅汝璈在北京逝世，享年69岁。

向哲浚，1949年春回国。

拒绝国民政府给他的最高法院检察长的任命，回到上海，就职于上海财经学院，1978年去世。

倪征燠，1956年奉周恩来之命，前往北京，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顾问。

1985年，当选海牙国际法院法官。

2003年9月病逝。

11．遗憾（1）

随着时间的流逝，历史已经证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是严肃公正的，它向世界表达了这样的信念：正义必将战胜邪恶，阴谋侵略是最大的犯罪，这是必定要受到惩罚的。

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也留下了无法弥补的遗憾与不足。

◆放虎归山

由于战后国际形势和美国远东政策的变化，东京审判只对28名甲级战犯进行了审理和判决，对已经逮捕的其他90名重要战争嫌疑犯陆续予以释放，致使这些在策划、发动侵略战争中担负主要或重要责任的战争嫌疑犯没有受到应有惩罚，继续在日本政治生活中占据重要位置、发挥重要影响。

对此，梅汝璈在后来的回忆录中写道：名列日本&ldo;甲级战犯&rdo;者共有约70名，均经逮捕羁押，准备交远东国际法庭审判。

当时盟军总部的国际检察处（远东国际法庭的起诉机关）以案情过分庞大复杂，而一案审讯的被告亦不宜太多（那时欧洲纽伦堡国际法庭审讯的纳粹德国首要战犯仅22名），于是遂决定分为两批或三批向法庭起诉，由法庭作为两案或三案审理。

第一案的28名被告都是20年来在日本政治、军事和外交上负首要责任的元凶巨魁。

至于其余的那些金融实业界巨头、大财阀、大军火商（如岸信介、欠原房之助、鲇川义介等），以及在政治、军事、外交上地位虽稍低但恶名昭著的那些战犯（如西尾寿造、安藤纪三郎、儿玉誉大夫、青本一男、谷正之、天羽英二等），则拟留在将来第二案或第三案中起诉受审。

但是，由于第一案的审理进程旷日持久，在对第一案25名战犯的判决执行后，再也没有提起第二案、第三案的问题了。

同时，麦克阿瑟便以盟军最高统帅的身份指示国际检察处（一个完全由美国人操纵的机关）以&ldo;罪证不足、免予起诉&rdo;为借口而把这余下的约40名甲级战犯分两次擅自释放了。

第一批是在1947年秋天释放的，共有23名（臭名远扬的上一届日本首相岸信介，以及曾经两度来华访问过的久原房子助，都是这一批释放的）。

第二批是在1948年年底释放的，共19名（参加日本国会议员访华代表团访问过中国的须磨弥吉郎是这一批释放的）。

日本所有的&ldo;甲级战犯&rdo;已经全部被麦克阿瑟释放得一干二净，远东国际法庭既已无事可做，只能无形中归于消散。

那时各法官也都归心似箭，纷纷离日返国（在11位同仁中，我系惟一的例外；由于某些政治原因，我一直在日本逗留到1949年6月上旬）。

奇怪的是：在远东委员会的决议或盟军总部的文告中，始终找不到任何明文规定法庭解散的日期或其结束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