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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章（第1页）

中国文化人总喜欢以政治来框范文化，让文化成为政治的衍生。

他们不知道：一个吟者因冠冕而喑哑了歌声，才是真正值得惋叹的;一个诗人因功名而丢失了诗情，才是真正让人可惜的;一个天才因政务而陷入于平庸，才是真正需要抱怨的。

而如果连文学史也失去了文学坐标，那就需要把惋叹、可惜、抱怨加在一起了。

直到今天，很多文学史论著作还喜欢把屈原说成是&ldo;爱国诗人&rdo;。

这也就是把一个政治概念放到了文学定位前面。

&ldo;爱国&rdo;?屈原站在当时楚国的立场上反对秦国，是为了捍卫滋生自己生命的土地、文化和政权形式，当然合情合理，但是这里所谓的&ldo;国&rdo;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ldo;国家&rdo;，我们不应该混淆概念。

在后世看来，当时真正与&ldo;国家&rdo;贴得比较近的，反倒是秦国，因为正是它将统一中国，产生严格意义上的国家观念，形成梁启超所说的&ldo;中国之中国&rdo;。

我们怎么可以把中国在统一过程中遇到的对峙性诉求，反而说成是&ldo;爱国&rdo;呢?

有人也许会辩解，这只是反映了楚国当时当地的观念。

但是，把屈原说成是&ldo;爱国&rdo;的是现代人。

现代人怎么可以不知道，作为诗人的屈原早已不是当时当地的了。

把速朽性因素和永恒性因素搓捏成一团，把局部性因素和普遍性因素硬扯在一起，而且总是把速朽性、局部性的因素抬得更高，这就是很多文化研究者的误区。

寻常老百姓比他们好得多，每年端午节为了纪念屈原包粽子、划龙舟的时候，完全不分地域。

不管是当时被楚国侵略过的地方，还是把楚国灭亡的地方，都在纪念。

当年的&ldo;国界&rdo;，早就被诗句打通，根本不存在政治爱恨了。

那粽子，那龙舟，是献给诗人的。

中国民众再慷慨，也不会把两千多年的虔诚，送给另一种人。

老百姓比文化人更懂得：文化无界，文化无价。

文化，切莫自卑。

在诸多同类著作中，我独独推崇章培恒、骆玉明主编的那一部《中国文学史》对屈原的分析。

书中指出，屈原有美好的政治主张，曾经受到楚怀王的高度信任，但由于贵族出身又少年得志，参加政治活动时表现出理想化、情感化和自信的特点，缺少周旋能力，难于与环境协调。

这一切，在造成人生悲剧的同时也造就了优秀文学。

这就说对了。

正是政治上的障碍，指引了文学的通道。

落脚点应该是文学。

我的说法可能会更彻底一点：那些日子，中国终于走到了应该有个性文学的高点上了，因此有一种神秘的力量派出一个叫屈原的人去领受各种心理磨炼。

让他切身体验一系列矛盾和分裂，例如：信任和被诬、高贵和失群、天国和大地、神游和无助、去国和思念、等待和无奈、自爱和自灭，等等，然后再以自己的生命把这些悖论冶炼为美，向世间呈示出一个最高坐标：什么是第一等级的诗，什么是第一等级的诗人。

简单说来，这是一种通向辉煌的必要程序。

抽去任何一级台阶，就无法抵达目标，不管那些台阶对攀援者造成了多大的劳累和痛苦。

即便是小人诽谤、同僚侧目、世人疑惑，也不可缺少。

甚至，对他自沉汨罗江，也不必投以过多的政治化理解和市井式悲哀。

郭沫若认为，屈原是看到秦国军队攻破楚国首都郢，才悲愤自杀的，是&ldo;殉国难&rdo;。

我觉得这恐怕与实际情况有一点出入。

屈原自沉是在郢都攻破之前好几年，时间不太对。

还有一些人认为是楚国朝廷中那些奸臣贼子不想让屈原活着，把他逼死的。

在宽泛的意义上这样说说也未尝不可，但一定要编织出一个谋杀故事，却没有具体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