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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5章（第1页）

如果发现敌人生火做饭的时间反常，就可以断定敌人准备转移，如果敌人在战斗中故意暴露自己的部队就意味着准备佯攻，那么这种认识真理的方法就叫做规则，因为从这些明显的个别情况中可以推断出敌人的意圈。

如果说，在战斗中一旦发现敌人开始撤退炮兵就应该立即猛烈地攻击敌人是一条规则，那就是说，从这样一个个别现象中推测出整个敌情，根据这个敌情得出了一条行动规定。

这个敌情就是:敌人准备放弃战斗，正开始撤退，而在这个时候，它不宜进行充分的抵抗，也不象在撤退过程中那样便于完全摆脱我方。

至于细则和方法，只要训练好了的军队能够掌握它们并把它们作为行动的准则，那么战争准备的理论就会在作战中起作用。

有关队形、训练、野战勤务的一切规定都是细则和方法。

有关训练的规定主要是细则，有关野战勤务的规定则主要是方法。

这些细则和方法在实际作战中都是有用的现成的办法，因此，必然会作为现成的办法被包括在作战理论中。

但是，对于自由使用军队的活动却不能规定细则，即不能规定固定的守则，因为细则是不能自由运用的与此相反，方法则是执行任务的一般办法〈如前所述，这种办法是根据概然性制定的〉，它可以把原则和规则的精神贯彻到实际运用中去，只要它不失去本来面目，不成为一套绝对的和死板的行动规定〈即体系〉，而是代替个人决断的一种捷径，是一般办法中可供选择的最好方法，它就可以列入作战理论。

在作战中常常按方法办事看来也是非常重要和不可避免的。

只要我们想一想，在战争中有多少行动是根据纯粹的假定和在完全弄不清情况的条件下决定的，我们就会相信这一点了。

这是因为敌人会阻挠我们去了解那些对我们的部署有影响的情况，时间也不允许我们充分了解这些情况，而且即使我们知道了这些情况，也由于范围太广，过于复杂，不可能根据它们来调整一切部署，所以我们常常不得不根据某些可能的情况进行部署。

我们还知道，在每一事件中需要同时考虑的具体情况是无穷无尽的，因此，我们除了进行大致的估计，根据一般的和可能的情况进行部署以外，就没有其他办法。

最后我们还知道，越到下级，军官的人数越多，就越不能指望他们具有独立的见解和熟练的判断力。

既然除了从勤务细则和经验中得到的见解以外，就不应该要求他们有其他的见解，我们就不得不教给他们一套类似细则的方法，作为他们进行判断的依据，防止他们越出常轨地乱想，因为在经验特别有用的领域里，乱想是特别危险的。

我们还必须承认，方法主义不仅是不可缺少的，而且还有很大的优点，那就是反复运用同一种方法在指挥上可以达到熟练、精确和可靠的程度，从而减少战争中的阻力，使机器便于运转。

因此，职位越低，方法就用得越多，就越是不可缺少的；职位越高，方法用得越少，到最高职位，方法就完全用不上了。

因而，方法在战术中比在战略中有更大的作用。

战争，从它的最高角度来看，不是由大同小异的、处理得好坏取决于方法好坏的无数细小事件构成的，而是由需要分别处理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各个重大事件构成的。

战争不象长满庄稼的田地，而象长满大树的土地。

收割庄稼时不需要考虑每棵庄稼的形状，收割得好坏取决于镰刀的好坏；而用斧头砍伐大树时，就必须注意到每棵大树的形状和方向。

在军事活动中，方法使用得多少，本来不取决于职位的高低，而取决于事情的大小。

统帅处理的是全面而重大的事情，所以他较少使用方法。

统帅如果在战斗队形、布置前卫和前哨方面，采取老一套的方法，不仅会束缚他的部下，而且在某些情况下也会束缚他自己。

固然，这些方法可能是他自己创造的，也可能是他根据情况采用的，但是只要它们是以军队和武器的一般特性为根据的，它们也可以成为理论研究的对象。

然而，象用机器制造东西那样，总是按照同一方法来决定战争计划和战局计划，却是应该坚决反对的。

但是，只要还没有令人满意的理论，对作战的研究还不够完善，职位较高的人有时也不得不破例地使用方法主义，因为有些职位较高的人没有可能通过专门的研究和上层社会的生活来提高自己。

他们在那些不切实际而又充满矛盾的理论和描判面前无所适从，他们的常识接受不了这些东西，于是除了依靠经验以外，他们就没有其他办法了。

因此，在必须和可以单独地自由处理问题的场合，他们也喜欢运用从经验中得来的方法，也就是仿效最高统帅所特有的行动方式，这样，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方法主义。

腓特烈大帝的将军们总是采用所谓斜形战斗队形，法国革命时代的将军们总是采用绵长战线的包围战法，而拿破仑手下的将领们则常常集中大量兵力进行血战，从这些办法的反复运用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一套袭用的方法，由此可见，高级指挥官也可能仿效别人的方法。

如果有一套比较完善的理论，有助于研究作战方法，有助于提高那些力图上进的人们的智力和判断力，那么仿效方法的范围就不至于这样大，而那些看作是不可缺少的方法，至于会是理论本身的产物，而不是单纯仿效的结果。

一个伟大的统帅无论把事情办得多么高明，他办事的方法中总有某些主观的东西，如果他有一种特定的作风，那么这种作风必然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他的个性，但仿效他的将领们在个性上不会常常同他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