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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章（第1页）

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与他的参谋部之间的距离，更促成他这种倾向的发展。

但疏远与否并不在乎空间距离的大小。

不管在柏林时，由本德勒区到总理府，还是后来在战地大本营时，由&ldo;1号滤波电路&rdo;‐‐希特勒及其左右的宿营地，到&ldo;2号滤波电路&rdo;‐‐国防处的宿营地；不管是几分钟的路程，还是几小时的航程，都无管大局。

约德尔一方面按自己的风格亲手将希特勒提出的方针以一定的形式加以贯彻，另一方面又使国防处以及三军种指挥处作为他的方案的表决机构，但更多是充当他的办公室和档案室，这就使约德尔与他的参谋部日益疏远。

也正是由于这种原因，在与三军总参谋部进行口头联系中形成了一种&ldo;工作程序&rdo;，这种工作程序常常把国防处撇在一边，只有指挥参谋部参谋长是希特勒思想和意愿的可靠知情人。

空间上的距离还带来另一个后果，即约德尔将军如同希特勒一样，对他的参谋部的年青军官不屑一顾。

以国防处长为首的一些老军官，不能不承认约德尔在品格上的一些突出长处，比如试图摆脱希特勒的摆布，努力为一个纯粹的军事参谋部注入新鲜空气。

然而在工作上，他们却处在与世隔绝的境地，被排除在事态进程之外，从而破坏了在国防军领率机构建立一个统一的指挥参谋部的要求，而这一要求恰恰是约德尔自己力主提出的。

参谋部内比这一切更为严重的弊端是，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与他的最亲密同事、国防处长，在政治和军事上所持的截然不同的观点。

约德尔对希特勒的崇拜，在他早期的日记里就以异乎寻常的军事表达方式显露出来，而在他全部的举止、行动中一一尽管是无言的，更是表露无遗。

1939年10月15日，正当陆军总司令部为西方攻势迷惑不解时，他在日记里写道：&ldo;如果战争背离总参谋部的理论，我们就会赢得战争；因为我们有较强的军队，较好的装备，较高的士气，还有一个亲密无间、目标明确的领导。

&rdo;然而，作者从一开始就没有对战争抱有幻想。

正是由于这一缘故，在这两位担负指挥参谋部领导的军官之间，无法在战争与和平、战争的基本特点问题上、以及一触即发的民族社会主义的文化政策、占领政策上，开诚布公地交换各自的看法，以求消除对立。

鉴于时间的推移，以及在统帅部内极少的活动自由，使瓦利蒙特早在1939年秋就两次进行以单枪匹马阻止事态发展的尝试，更难以见到成效。

但是，离开国防军统帅部，到前线另谋职务的出路，也由于缺少众多的老参谋部军官的大力支持，而不断受阻。

自1943年秋，根据希特勒的命令，严禁大本营内具有固定职位的人进行调动。

此外，还向统帅部内的大约20名将级军官，另外还有陆、空军的军官指出，他们应当为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在前线服过役而知足。

但希特勒或许是由于&ldo;厌恶那些新面孔&rdo;，或许对谋杀的担心，终于在1944年7月20日，允许军官进行调动。

除了那些躺在病榻上的和被判刑的军官之外。

今天还有些人指责某些司令部的将领们&ldo;前线业务生疏&rdo;，看来是找错了对象。

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在国防军中的地位和任务，一直模糊不清，战前没有解决，在波兰和法国战局之间的建设时期，仍然没有解决。

当战争刚刚开始时，德国的独裁者便强调指出，他的主要活动要转向战争指导；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部的首脑们，也与他保持最紧密的联系。

此时，约德尔将军大概也自以为，他为希特勒设计的军事&ldo;工作班子&rdo;准备就绪。

但另一方面，由于&ldo;工作班子&rdo;对希特勒唯命是从，使参谋部既使在战争年月里，也依然是他的军事办公室，他的传声筒，或者用另一种说法，是他在军事领域里下达专制命令的编辑和监督机关。

大概下面这一事例是这种关系的最好说明：希特勒如果出于某种原因没有出席每天的形势报告会上，那么在约德尔的日记本上就必然缺少这一天的日记。

在这种状况下，继续受到最高统帅魔力驱使的国防军指挥参谋部的军官们，更乐于在国防处长的领导下，寻求新的方法和道路，根据战争的要求改进参谋部的结构和任务。

然而，这一努力也被迫终止。

之所以如此，既不因为内部的紧张和对立，也不是由于三军总司令部的反对，而完全是一种疏忽。

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不能完全怪罪于参谋部的军官们，因为他们对改变不合理现状的全部建议，均因毫无例外地遭到约德尔的彻底否定而夭折。

因此，在德国大本营建设时期。

就根本没有制定出任何在30年代中期，组建一个真正的、高效率的国防军总参谋部的组织计划，国防军指挥参谋部的各项任务，依然是根据临时需要、没有长远规划、随心所欲地加以解决。

例如，进攻西方的行动，以及作战指挥的基本特征，都是希特勒一人决定的。

这种事情绝不会发生在另外任何一个军事参谋部内。

约德尔在纽伦堡国际法庭上对此事作了进一步供述，他说：按常规&ldo;统帅，在这种情况下，元首为作出决定需要下级提供资料、地图和兵力报告‐‐己方的和敌方的&rdo;以便作出他的安排；而事实上，希特勒却采取了完全相反的程序。

他的进攻西方的命令，仅仅是基于直觉上对敌人的估计，根本不考虑将战争扩大到波兰以外，在他的军事政治决策中已不再是儿戏。

他后来作出的一些决断，特别是进攻俄国、对美宣战和胁迫意大利参战等决断，都主要是受其政治狂热的驱使，没有考虑这些决断在当时的军事条件下将要产生的结局。

这种腐败的工作方式，与政治优先于战争这一正统的定理毫无共同之处。

但另一方面，希特勒手头却异乎寻常的有大量外国装备、工事、舰艇和飞机的数据；他对世界军事地理状况也大体熟悉。

然而这些因素却促使他产生了这样一种理想，即要求下级的精确的军事判断和报告，必须与他事先的设想相吻合；否则，他就断然弃之不用，将其编入&ldo;总参谋部失败主义&rdo;的卷宗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