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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章（第2页）

我于1946年从德国回国以后，我在德国已经开了一个好头的研究工作，由于国内资料完全缺乏，被迫改弦更张。

当时内心极度痛苦。

除了搞行政工作外，我是一个闲不住的人，我必须找点工作干，我指的是写作工作。

写散文，我没有那么多真情实感要抒发。

我主张散文是不能虚构的，不能讲假话的;硬往外挤，卖弄一些花里胡哨的辞藻，我自谓不是办不到，而是耻于那样做。

想来想去，眼前只有一条出路，就是搞翻译。

我从德国的安娜&iddot;西格斯的短篇小说译起，一直扩大到梵文和巴利文文学作品。

最长最重要的一部翻译是印度两大史诗之一的《罗摩衍那》。

这一部翻译的产生是在我一生最倒霉、精神最痛苦的时候。

当时&ldo;文化大革命&rdo;还没有结束，我虽然已经被放回家中;北大的&ldo;黑帮大院&rdo;已经解散，每一个&ldo;罪犯&rdo;都回到自己的单位，群众专政，监督劳改;但是我头上那一摞莫须有的帽子，似有似无，似真似假，还沉甸甸地压在那里。

我被命令掏大粪，浇菜园，看楼门，守电话，过着一个&ldo;不可接触者&rdo;的日子。

我枯坐门房中，除了传电话，分发报纸信件以外，实在闲得无聊。

心里琢磨着找一件会拖得很长，但又绝对没有什么结果的工作，以消磨时光，于是就想到了长达两万颂的《罗摩衍那》。

从文体上来看，这部大史诗不算太难，但是个别地方还是有问题有困难的。

在当时，这部书在印度有不同语言的译本，印度以外还没有听到有全译本，连英文也只有一个编译本。

我碰到困难，无法解决，只有参考也并不太认真的印地文译本。

当时极左之风尚未全息，读书重视业务，被认为是&ldo;修正主义&rdo;。

何况我这样一个半犯人的人，焉敢公然在门房中摊开梵文原本翻译起来，旁若无人。

这简直是在太岁头上动土，至少也得挨批斗五次。

我哪里有这个勇气!我于是晚上回家，把梵文译为汉文散文，写成小纸条，装在口袋里。

白天枯坐门房中，脑袋里不停地思考，把散文改为有韵的诗。

我被进一步解放后，又费了一两年的时间，终于把全书的译文整理完。

后来时来运转，受到了改革开放之惠，人民文学出版社全文出版，这是我事前绝对没有妄想过的。

我常常想，如果没有&ldo;文化大革命&rdo;，如果我没有成为&ldo;不可接触者&rdo;，则必终日送往迎来，忙于行政工作，《罗摩衍那》是绝对翻译不出来的。

有人说：坏事能变成好事，信然矣。

人事纷纭，因果错综，我真不禁感慨系之了。

&ldo;总结&rdo;暂时写到这里。

有几点需要说明一下：

第一，这本书是以回忆我这一生六七十年来的学术研究的内容为主轴线来写作的，它不是一般的《自述》，连不属于狭义的学术研究范围的文学创作和文学翻译，都不包括在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