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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六章（第2页）

并旗帜鲜明地站在原理上对抗日本的立场。

（3）第三种类型是日本军政作为统治的辅助工具而组织起来的集团扮演了抗日的主

角。

这种对日本的统治公然举旗造反的事例有印尼的爪哇地方防卫义勇军的勿里达起义

（1945年2月）及缅甸政府军的叛乱（1945年3月）。

补充说一下，在受到比较强烈的日

本军政影响的这两个国家，在独立后的世纪年代后半期以后，军部受到了国政中枢

的影响。

应该注意的是，两国政府军在自己编篡的“正史”

中分别将上述的起义定为民族

主义的义举，并作为加强自己的统治的正统性的根据。

（4）上述各种运动多多少少是出于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动机，而军政所带来的严酷

的社会经济条件或文化摩擦的因素也起到了作用，可以说是“自然发生”

的民众的抵抗运

动。

在美国的强制销售、征用劳务人员等社会不稳定的背景下，教地方领导人所主

导的西爪哇、新加巴尔纳事件（1944年2月）可以说是其典型事例。

（5）这种类型的“抗日运动”

像本文所述的庞提纳克事件那样，日本方面认为有反

日起义乃至亲联军活动，事前便对此加以镇压。

下面主要以印尼为对象，整理一下日本军政时期所发生的抵抗运动的特征。

如果按照

上述分类，第三种或第四种类型的运动较多，庞提纳克事件那样的第五种及第一种类型次

之，但第二种类型基本上没有见到。

其主要原因可以说有如下几点。

（1）在日本军政开始实施的近两年前，荷兰本国政府亡命到了伦敦（1940年5月）。

为此，无法利用自己的力量实施对殖民地的防卫，对英美的依赖程度极大。

另外，荷兰历

来标榜中立外交，因此殖民地的军事力量（荷属印度军）的主要职能与其说是防备外敌的

侵略，不如说是维持国内治安。

因此，能够组织充分有效的与日本对抗的军事力量的能力

是很弱的。

从政治的观点来看，荷兰在开战前夜做出了可满足民族主义者要求的一定的让步，没

有采取形成支持荷兰局势的积极措施。

政府将极少数的着名民族主义者录用为高级官吏，但这种措施反而引起了大多数民族主义者的反感。

总之，在爪哇多少有些意义的荷兰的抗日第五纵队活动，仅仅是出于利用阿米尔·沙里夫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