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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7章 游车盖亭（第2页）

这一行动持续了一年有余，期间蔡京与章惇等人对以刘挚为首的旧党官员进行了大规模的打压和迫害。

尽管如此，包括高滔滔的心腹太监张士良、陈衍在内的众多朝廷内外要员遭受了严厉审讯，但蔡京始终未能如愿获取到直接证据来证实这起惊天阴谋。

随着时日推移，案件进展陷入僵局，由于缺乏确凿证据，案件无法顺利结案。

最终，在旧党势力的运作下，向太后出面为高滔滔说情，并得到了赵煦的默许，决定草草结束此案。

结局是：张士良在狱中离奇死亡，陈衍被判处死刑，而刘挚及其子孙则被流放至新州。

这段历史记载在史书中显得扑朔迷离，让许多研读史书的爱好者感到困惑不解。

首先，虽然信件的存在被提及，但关键物证——那封来自文及甫的信却未曾出现，因此整个事件被外界普遍视为新党利用权势构陷旧党的政治斗争。

其次，牵涉到废黜皇帝这样重大的谋反案，按理不应如此轻率地结案，若真要彻查此案，应当对刘挚任宰相时期的所有旧党官员进行排查，找出可能知情者。

然而，其中提到的关键人物蔡硕并未受到调查，他的生死去向至今成谜。

最后，此案波及范围之广，却没有皇族或外戚作为替罪羊站出来承担责任，这一点异常且引人深思。

如果要深入挖掘此案，首要之务无疑是查证高滔滔废黜赵煦后意欲扶立的皇位继承人。

根据此前两起关于高滔滔密谋废帝的案件线索，接班人的焦点很可能指向了雍王赵颢，而高家势力亦难逃干系。

然而，在新党主导的调查过程中，赵颢与高氏家族却均未被严格审查，这在逻辑上显然有悖常理。

如此重大的谋反案，处理得如此草率，让人不得不怀疑这是新党借机对旧党进行政治报复，捏造罪名。

章惇和蔡京作为精明老练的政治人物，按理说不会留下如此明显的破绽。

若真有这样的疏漏被堂而皇之地记录于史册，那么这个案子恐怕就不会轻易收场，而是会引发更大规模针对旧党的清算行动。

透过史书记载的种种矛盾之处，可以推测此案背后隐藏着更深的秘密。

从整个案件的发展轨迹及审判环节中的诸多漏洞分析，很可能是宋哲宗赵煦暗中授意推动。

首先，揭发此案关键信息的蔡谓及其叔父蔡硕竟然都没有成为审查对象，这一点显得极为异常。

要知道，蔡谓正是将此信息告知赵煦的人，而在正常法律程序中，他本应是案件的重要关联人或证据提供者。

赵煦下令设立专案审讯，理论上应该要有明确的原告与证人存在，但此案中既没有正式的原告起诉，也没有可靠的证人出庭作证，甚至连最关键的原始书信证据也不翼而飞。

这样的巨大漏洞，绝非邢恕一人能够轻易掩盖，更暗示着此案背后可能有着更高层的策划和操纵。

而这其中最为离奇的一点在于，不仅缺失原告、证人，连核心物证都消失了，这让整个案件更加扑朔迷离，疑云重重。

许多人都将此案归咎于新党的集体阴谋，却忽视了最初推动案件的正是赵煦本人。

若无赵煦点头同意，章惇和蔡京怎会有理由展开如此大规模的调查行动？从这一角度来看，此案很可能是赵煦效仿宋神宗利用乌台诗案陷害苏轼的手法，故意编造出来的故事。

他敏锐地捕捉到旧党内部文及甫与刘挚之间的矛盾，并以此为突破口炮制此案，其真正意图是彻底打垮旧党，以便新党独掌朝政，稳固自己的皇位。

在查案过程中，赵煦并不急于查明所谓的谋反案真相，反而默许蔡京不断扩大打击面，但这些打击始终局限在旧党成员范围内，使得赵颢、高家后人等皇族势力得以置身事外。

经过一年的持续打压，旧党主要官员大多被逐出朝廷，新党领袖章惇等人完全掌握了政权大权，此时谋反案已达到预期目的，可以宣告终结。

由于这个案子本就是子虚乌有，所以赵煦也无需再坚持深究，选择草率收场。

因此，整个案件的处理留下了诸多疑点和漏洞，以至于史书上的记载也是破绽百出。

有一个关键问题不容忽视：凭什么断定这场谋反案纯属虚构呢？通过仔细研读史书记载，我们可以发现，要证明这场谋反案的真实性几乎不可能。

按照历史记录，在蔡硕声称从邢恕处见到文及甫书信时，邢恕的官职是永州监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