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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章（第1页）

四、取消经济适用房与廉租房政策，代之以统一的公共房屋政策，扩大公共房屋的供应

经济适用房不仅直接扭曲了房产市场，而且直接影响了公共房屋的供应，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廉租房政策又限于最低生活保障对象，实际上根本不可能缓解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问题。

因此，应当取消经济适用房与廉租房政策，代之以统一的公共房屋政策，以便整合公共资源，更有效地保障公共房屋供应，免除居民住房后顾之忧。

公共房屋制度的核心，是政府提供公共房屋供低收入家庭使用，居民享有使用权而不享有所有权，政府确保居民有起码的居住条件，并随着经济发展与生活水平的提高而使起码居住条件的标准得到提升。

如果政府能够扩大公共房屋供应，并确保低收入家庭有起码的住房保障，则居民的购房行为将恢复理性，房地产市场的畸形价格将复归正常。

五、将公共房屋与现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分离，在公共房屋配给中坚守公平正义原则，在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中加入起码或最低住房保障补贴项目

应当改变目前将廉租房附加在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之上的做法，因为这种做法不仅使相当一部分低收入家庭无法申请公共房屋，而且制造了最低生活保障对象与不能享受最低生活保障而住房困难的低收入家庭之间的不公。

因此，公共房屋应当单轨运行，并确立公平、正义原则，住房面积必须限制在基本保障，建筑相对统一，房租标准统一，实现享受资格法定、房屋公平供应、面积限制、租金自负。

即公共房屋的目标只是满足居民的起码或者基本居住需求，而不应当保障居民住房条件的改善，居者要改善自己的居住条件只能通过自己的努力，从商品房屋市场购买或者租赁。

所有租赁公共房屋者都必须付出相同的经济代价；对无法承担的低收入家庭，可以通过最低生活保障或者社会救助制度提供专项补贴，以确保其不因起码居住条件而陷入生存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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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取消强制性的住房公积金制度及对用人单位分配住房的限制，代之以政策支持下的自主选择型住房职业福利

一方面，住房公积金制度是国有单位改革的遗产，在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组织结构、就业结构日益复杂化以后，这一制度不仅加重了单位负担并限制了用人单位或者雇主自主支配职业福利资源的权力，而且制造着新的社会分配不公。

因此，应当消除住房公积金的国家福利性质，恢复住房公积金的职业福利性质，取消强制规定，政府可以像对待企业年金、补充医疗保险一样给予一定限额内的税收优惠。

另一方面，应当取消对单位住房实物分配的禁令，将是否实物分房或者建立公积金或者实行专门住房补贴的选择权交给用人单位或者雇主，国家只是制定统一的住房职业福利税收优惠政策，让用人单位或者雇主享有类似于其他职业福利机制一样的选择自主权。

只有这样，才能理顺单位住房福利的关系，并使之真正成为公共房屋制度的有益补充。

七、统筹考虑城乡困难居民的住房保障，建立全国性的起码或最低住房保障制度

将农村困难居民排除在外的住房政策是不公平的，国家应当统筹考虑城乡困难家庭的起码条件保障，通过将城乡居民的起码居住条件纳入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全面确立城乡居民的最低住房保障制度。

在政策思路上，宜将住宅纳入城乡居民生活必需品范畴，制定城乡起码或者最低住房标准，将确保低收入家庭起码居住条件纳入最低生活保障体系，由政府充当直接责任主体，通过增加公共房屋的供给或者给专项补贴，迅速缓解并最终解决低收入群体的起码住房条件。

实行政府分级负责制，并接受本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

宜以地市级政府为直接责任主体，负责解决当地公共房屋供应与特困群体住房补助问题，困难地区可以由中央与省级政府提供专项补贴。

鉴于房屋建设需要占有公共土地资源，居民住宅建设的用地及土地资源的使用必须有长远规划，并接受同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直接监督，以避免政府短期行为及其造成的不良后遗症。

对公共房屋确立相应的限制条件与激励机制。

政府的公共房屋不可能无限供应，从而必须有相应的资格限制与退出机制。

政府在扩大公共房屋供应的前提下，应当根据公共房屋的供给能力制定相应的门槛，如将居民家庭的资产与收入合并统计并规定相应标准之下才能申请公共房屋，杜绝不具备资格条件者占用公共房屋资源；同时，确立合理的退出机制等。

同时，还可以根据公共房屋供求的发展变化确立让公共房屋享有者优先购买公共房屋的政策。

开展房屋普查，建立详细的住房登记制度。

开展房屋普查的作用有三：一是住房普查资料是国家宏观经济资料，是国家制定和推行房屋政策的科学而具体的依据；二是住房是家庭或个人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能够为包括住房补助及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实施等提供依据，确保住房困难家庭真正得到政府的有效援助；三是通过房屋普查还能够有助于治理腐败，有助于采取分类税收制度来调控房地产市场。

因此，在住房领域问题重重的现阶段，急切需要开展城乡居民房屋普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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