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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0章（第1页）

的附庸，有的批评中央轻视职工运动；每次都由任主席的李大钊为中央的现行政策略加辩解，

结果多是将这些不同的意见，呈报中央要求解释。

我在这些辩论中，要完全置身事外是不容

易的。

我只有在会议上宣称：同志们都已知道我的意见，但称应遵守服从多数决定的诺言，

不便继续发表反对意见。

我既是人所共知的中共党内反对派的首脑，代表着强大的反对意见；北京的苏俄人员似

很想知道我的动向和意见。

华俄通讯北京分社社长的斯雷拍克，便与我保持经常的接触。

他

曾在共产国际工作过，担任威金斯基的助手，与我原是相识的。

这次重逢，他夫妇俩对舞显

得特别亲切。

我也常到他们家中闲谈。

他们虽从未对中共现行政策表示意见，但神情中似乎

相当同情我的见解，我所表示出的意向，也似曾由他反映到共产国际去。

九月底，著名的鲍罗庭来到中国，道经北京前往广州，曾由斯雷拍克的邀约，与我一度

晤谈。

我当时并不知鲍罗庭为何许人，负有何种任务。

他首先向我表示：到北京不几天，还

未与中国朋友接触，对中国现况也不了解，愿即往广州看看南方的情况；希望我告诉他一些

中国的情形。

他从我的谈话中，知道我并不根本反对国共合作；似乎特别高兴。

当我谈到中

国军阀是一群并无国家观念的自私之徒的时候，他表示不赞成。

他虽未加证明，但说中国军

阀之中，也有不少爱国者。

他这种看法，代表着当时苏俄一部分外交人员的意见。

他给予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