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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章（第1页）

念大会之后的一两天。

这是北京首次举行的劳动节纪念仪式。

据参加的同学告诉我，到会人

数在五百人以上，都是教师与学生，由李大钊先生担任主席。

他发表演说，鼓吹八小时工作

制，并盛赞俄国革命的成就。

当时《新青年》杂志发刊了劳动节纪念专号。

无政府主义者是

最早注重五一纪念的，他们的《民声周刊》也发刊了&ldo;五一专号&rdo;。

至于纪念劳动节而没有

工人参加这一点，似乎没有人特别加以重视。

当时各派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都在跃跃

欲试，打算从理论进入实际行动。

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在当时，一切是由知识分子起带头

作用的。

我回到北京后，翌日就去看李大钊先生，向他叙述我在上海的种种经历，并且慨叹地说：

&ldo;这四个多月的流亡生活，几乎使我成了一个学生政客。

&rdo;他静静听完我这一段不平凡的经

历。

他很重视我和孙中山先生的接触，觉得担任工会总干事之举也做得对，并和我讨论能够

和孙先生携手合作到甚么程度。

我们彼此同意，国民党已积累了不少旧作风，人事也很复杂，

一时似不会受新时代的影响而急剧改变。

李先生特别关心陈独秀先生在上海的情形，以及上海方面的社会主义活动。

我曾向他叙

述与陈独秀先生会晤多次，他寄住亚东图书馆，正在物色住所，准备迎接家眷南下，有在上

海长居之意，并准备将《新青年》移到上海出版；他与国民党的戴季陶等人和其他社会主义

者过从颇密；他痛恨北京政府，认为非彻底革命推翻军阀统治不可；他常向人高谈马克思主

义，表示中国必须走俄国革命的道路。

李先生说曾接到陈先生的信，信中也流露出这种意思。

我提到上海的社会主义思潮似乎比北京还要发达些，戴季陶、沈玄庐、李汉俊等常在星

期评论等刊物上做文章鼓吹马克思主义；还有，朝鲜政治难民在上海组织了一个朝鲜临时政

府，任内阁总理的金奎植和任外交总长的吕运亨，曾向我表示他们能与莫斯科打通关系，准

备和俄国的布尔什维克联络起来，推翻日本在朝鲜的统治；中华全国工业联合协会的黄介民

要组织一个大同党，主张联络中国一切的社会主义者，与朝鲜的革命派合作并沟通俄国的关

系。

自然这一切都还在酝酿中，谈不到真正的具体行动。

李先生认为他自己和陈独秀先生等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都还不够深刻，对于俄国革命

的情况知道的也还嫌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