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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1章（第1页）

这对当代中越关系的研究意味着什么呢？通常情况下，当两国关系改善时，对于他们过去遗留问题的研究也会连带着得到改善。

中越双方的历史学家们将怎样对他们的曲折历史关系进行研究呢？一种可能是，每个国家独立地进行自己的历史研究，中国的历史学家研究中国的档案，用汉语写中国对越政策；越南的研究者使用越南的档案，用越语写出有关越南和它的北方强邻之间的曲折关系的专著。

第二种可能是采用双方相互合作的方法。

这一点可以通过一种非常正式的、密切的方式去实现。

中越双方的历史学家组成有关的团体共同工作、共同探索中越关系的历史。

最好是用两种语言出版双方的联合著作。

这一点也可以通过一种非公开的方式实现：由双方可靠的党史学家组成一个联合委员会并获得使用那些被两党领袖隐藏的资料的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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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种可能是一种开放思维的方法，即所有感兴趣的读者都有权使用双方的原始资料。

许多著作和论文用越语、汉语、英语或其他语言竞相出版或发表。

所有这三种可能都以这个假设为前提：中国和越南当局变得比过去更为自信，勇于放弃对独立研究的恐惧，允许人们使用关键的历史资料。

目前，两国的思考氛围看起来反而更为艰难。

这可能会延长当前的矛盾状况。

在这种状况下，中国和越南的学者能够比两国以外的同行们更好地接触资料并可以自由地撰写和出版他们所喜欢的东西。

唯一可以确保中越两国学者在研究双方关系的历史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方法是，允许存在一种更为开放的思考氛围，不再对原始材料保密，举行联席会议、鼓励学术研究。

刘作奎译

苏联与印度支那战争‐来自近年俄国解密的档案文献

所谓印度支那战争，指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发生在亚洲印度支那半岛越、老、柬三国以越南战场为主体的两次局部战争，即印支三国抗法战争（1946年至1954年7月）和抗美战争（1961年5月至1973年1月）。

这里公布的主要是苏联与第二次印支战争有关的材料，其上限起自1954年7月关于恢复印支和平的日内瓦协议签署后国际委员会对《关于越南停止敌对行动协定》等协定的监督和监察，下迄1973年6月越美两国关于结束战争、恢复和平的《巴黎协定》履行情况的会谈。

之所以选录日内瓦会议结束至美国在越南进行&ldo;特种战争&rdo;之前这个时期的档案文件，是由于在此期间，美国力求维持越南南北的分裂局面，而越南民主共和国则积极为统一南方做准备，越美战略目标的不可调和，使此期成为双方大规模军事冲突的酝酿阶段，苏联和中国作为越南的盟友，不可避免地要对越美的不同举措做出反应，并制定出相应的对策。

因此，这批材料可以说为初步勾勒印支战争中苏联形象的全貌提供了条件。

关于第二次印支战争，一般即称越南战争，美国方面的档案文献资料相对比较丰富，除了《美国外交文件》&iddot;《越南》卷已出版至1968年外，1990年代末和本世纪初，还不断有新的有关的档案材料解密，或在学者新近的研究成果中披露，诸如尼克松总统任期内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档案、温斯顿&iddot;洛德档案等等，其中相当一部分为关于越南战争、越美和谈问题的文件；另外，1999年10月，尼克松档案馆还向公众开放了新的白宫录音资料，内容包括尼克松在其任期内与基辛格和其他人员关于外交政策的谈话，关于越南战争、美国与苏联和中国关系的谈话等等。

这些材料的解密时限，实际已至1970年代中期。

与美国相比较，1980年代末期，苏联也迈出了解密档案和对外开放档案馆的步伐。

但是实事求是地说，上个世纪末俄国历史档案文献的大量解密、公布并外流，却是在苏联国家解体这一特殊环境下实现的，即如有的俄国学者所言，那是由当时俄国档案管理的无序状态造成的。

因此，随着俄国新政府的确立和良性更迭，俄国的档案管理也逐步走上正轨，档案的利用范围，特别是对外国人的利用尺度明显收缩，其进程逐渐滞后于美国。

从现代史料研究中心收集的苏联和俄国解密历史档案的总体情况观之，在1917年初至1980年代初的浩繁材料中，有关印度支那战争的文件所占比重较轻，而且就笔者看来，其中涉及苏联对战争的政策，以及对越政策的核心档案也不多。

不过尽管如此，这批材料对于研究苏联与印支战争问题及其他相关问题，仍然具有重要价值。

尤其有趣的是，俄国收紧档案利用进程的举措恰恰就缘起其中。

据有关人士披露，1994年，西方学者从大量俄国解密档案中获得了关于第二次印支战争期间在越美国战俘问题的文件（见本期所发俄国档案第01835、01844等件），其中提到1972年11月，在越南民主共和国的美国被俘人员总数为1205人，而越方正式公布的战俘名单仅为368人，其余的人没有公布。

对于越南政府公布的战俘人数与美国被俘和失踪人员实际数量不符的问题，当年的美国政府十分清楚，但是由于越方对战俘数量严格保密，使得美方只能根据兵员损失情况进行大致推测，而无法获悉战俘的准确数字。

这种状况，不但将美国置于无法在谈判中充分维护自己利益的尴尬境地，还令该事项成为美越之间的遗留问题，长期悬而不绝。

正是有此历史上的过节，这份文件为美国政府获悉后，即委派前国防部长赴越盘诘。

越方为此对俄方深表不满，进而引发了两国之间一场不大不小的外交纠纷，其嫌隙一度难以弥缝。

俄国政府以此着手整顿档案管理部门，亡羊补牢的结果是档案文献的公布与利用进入收缩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