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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章（第1页）

像任何崇高的理想都与庸俗的现实相依为命一样，本朝仕途的道德标准也携带着功利的目的。

因为热衷于仕途的士大夫们不仅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还要为自己，为妻小，为宗族，为亲党谋福利，谋权势。

于是察举征辟之中，就有了复杂的文章，直至成了赤裸裸的贸易活动。

孝和皇帝以降，帝国的察举铨选，多为外戚、宦官交替把持，朝政昏暗，士风日下，忠正之士被废，虚诈阿谀之徒登堂。

不能说，外戚和宦官以及依附于他们的士大夫们，故意要把帝国的制度搞垮，但他们总是将权力看成是聚敛财富的手段。

这种权力经济观，势必给本朝的政治乃至经济带来严重的恶果。

命运总是将才华加上清贫交给前者，而将平庸加上财富交给后者。

孝桓皇帝朝，京师就传着一首民谣：

举秀才，不知书。

举孝廉，父别居。

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

至少在孝顺皇帝朝，士大夫们已有清流与浊流的区分。

当时的地方吏治和政治风气已腐败不堪，因而政府监察部门不得不于汉安元年（142），选派八位御史，到各地巡察。

武阳人张纲，作为其中最年轻的一位，却将这种走过场的巡察看得最透。

他的车驾刚刚走到京师外的都亭，他就命手下掘了个大坑，把马车的轮子卸下，扔了下去。

部属不解其意，张纲冷笑着对他们说了八个字：&ldo;豺狼当路，安问狐狸?&rdo;

这种分化与冲突，到了孝桓皇帝朝；愈演愈烈。

清流士大夫和一些在野的处士、太学生，以及郡国学府的生徒们，以气节、道德、文章相互标榜，引为同志。

他们希望用扭转社会风气、掌控舆论，直言进谏甚至动用权力来医治身患绝症的大汉帝国。

渐渐地，一个有号召力的士人集团，从帝国的各种社会阶层中独立了出来。

他们的至圣先师孔夫子说过：&ldo;君子朋而不党。

&rdo;结党是可耻的，结党营私者正是他们的敌人。

可是，本朝的许多事情都属于见怪不怪之类，被称作&ldo;党人&rdo;而载入史册的，恰恰反成了他们自己。

帝国的最高学府――太学，自世祖光武皇帝建武五年（29）起，就坐落在洛阳城南的开阳门外了。

它的讲堂长十丈，广三丈，令天下的学子们心向往之。

本朝的名儒大师，往往在其中充任太学博士，教授由京师的公卿子弟以及游学之士组成的太学生。

到孝桓皇帝朝，太学生已达三万人。

这些师生，都享受着朝廷的俸禄和津贴。

大概也正因为这一点，他们似乎有着超乎学生本分的政治责任心。

他们从来就没有认识到：钻研经典这件事本身，就为帝国的文教增添了光彩，就不辜负帝国发给他们的奖学金。

他们总是本着经典中那些圣人所说的远不可及的理想标准，衡量本朝的政治。

太迂阔，太不实际了。

可他们又太会造声势了，他们有的是名声和号召力，许多人的家中，世代公卿，有着深厚的政治背景。

孝桓皇帝朝的一天，当时，大将军梁冀尚把持着国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