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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第1页）

在1942年到1947年之间，欧洲就这样被划分为一个俄国势力区和一个英美势力区，中间的那条分界线，同过去就有的那条分界线‐‐不是军事、政治上的分界线，而是一条社会、文化上的分界线‐‐颇为吻合，虽然还不是百分之百地吻合。

有一些欧洲国家，中产阶级人数多，能力强，力量大，议会制政治稳固而有效，这类国家多半在英美势力区里，而另一类欧洲国家，中产阶级人数少，没有经验，软弱无力，议会制政治同当地传统格格不入，徒具形式，这类国家则大都在俄国势力区内。

不过，俄国势力区却也包括芬兰和捷克斯洛伐克两个&ldo;西方&rdo;式的国家，而在英美势力区也有两块地方是&ldo;东方&rdo;式的，一处是希腊，另一处是意大利南部。

欧洲新的军事分界线和老的文化分界线之间这一局部的不吻合情况，本来也许是可以有助于弥合苏联与西方之间的那条正在迅速重新扩大的鸿沟的，要不是种种不利因素凑合成一股势不可挡的力量，把这种划分上的交叉现象所可能起的调和作用都抵消了的话。

二、苏联势力区内人口的强迫迁徙

自从宗教战争结束以来，在欧洲的天主教和新教地区，由战争引起的国界变动就不再伴随着人口的驱逐或交换了。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缔结的和约中，欧洲国界重划的规模远远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情况，但当时的政治家们并没有想到要强迫居民迁徙，以便使各民族的地理分布符合于各国边界的新格局。

即便是从1888年起由德国当局安置在波森和西普鲁士的那些德国移民，他们当初迁来时占用的土地都是从波兰族的土地所有者或佃户那里强行夺取的，在波兰国家刚一重建而着手把他们赶走时，他们还是从国际联盟那里得到了一些保护。

巴黎和会不仅对驱逐少数民族的做法不予纵容，甚至还采取国际条约和宣言的形式，用法律制裁的办法，来支持少数民族应得的道义上的权利，从而尽了最大的努力，使少数民族在占多数的异族人统治下生活还能过得去。

1922年，当土耳其境内信奉基督教的希腊族和亚美尼亚族的少数民族，由于希土间一场&ldo;战后之战&rdo;的灾难性结局而被赶出安纳托利亚和东色雷斯时，西方舆论很不愿意默认这一既成事实，更不愿意赞同其逻辑上的必然后果，即规定让希腊境内的穆斯林少数民族按对调办法迁至土耳其，并把迁出一方不得不遗留下来的财产没收归公，作为给予另一方的补偿。

对于这样一个在西方看来极不道德的野蛮行径，西方之所以就这样容忍了下来，其聊以自慰的一个想法是，发生这一野蛮行径的地点是近东，在那里，这类野蛮做法不幸还没有被废弃。

西方的人们显然认为，象希土&ldo;人口交换&rdo;（对这件事的委婉的说法）那样的事是绝不可能在西方世界发生的，就西方世界而言，1685年取消南特敕令后胡格诺派教徒被逐出法国一事，要算是这类突出的野蛮做法的最晚近的一个例子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大战以后欧洲人口大规模强迫迁徙的事实，不幸完全粉碎了西方的这一乐观的期望。

诚然，在德国崩溃后的英美占领军和俄国占领军的分界线以西，第二次大战后同第一次大战后一样，并没有德国人或其他任何哪一国人被强迫迁徙，这是西方世界的可嘉之处。

可是在另一方面，截至1947年7月1日为止，在奥得-西尼斯河线以西的德国领土上所收容的来自该线以东的德国人，却已超过了九百五十万人，也许已接近一千零五十万人。

这些人都是从匈牙利，从捷克斯洛伐克，从德国东部实际上已经并入苏联和波兰的那些地区逃亡出来或被驱逐出来的。

其后，从德国东部没有被吞并掉的那部分地区也即苏占区里还源源不绝地有德国难民流出来，使流落在德国西部的德国人人数续有增加。

在那里也还有不少非日耳曼族的流亡难民‐‐爱沙尼亚人、拉脱维亚人、立陶宛人、白俄罗斯人、乌克兰人、哥萨克人、甚至还有一些&ldo;大俄罗斯人&rdo;‐‐其中一部分是战时被纳粹押送到德国做工，战后不愿返回业已落入苏联统治下的家园去的，也有一部分是在苏联军队西进时望风逃入西方占领区的。

这类难民中，仅爱沙尼亚人、拉脱维亚人和立陶宛人就估计有三十万人左右。

这场移入德国西部的二十世纪的&ldo;民族大迁移&rdo;，是东欧居民被迫离开家乡的结果，此种现象发生于西方占领区与苏联占领区的分界线以东，其规模之大是史无前例的，在旧世界这一地区的民族分布图上所引起的变化，也是公元375-675年左右的&ldo;民族大迁移&rdo;以来所未曾有过的。

从中欧、东欧和俄国战前的民族分布图上，可以看出历史上一股向东推进的征服和殖民的潮流的痕迹，从公元772年查理大帝对莱因兰和易北河间异教的大陆撒克逊人发动第一次进攻时开始，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最后一个世代，最后一批德国移民迁居在波森和西普鲁士原由波兰人居住的土地上，这股潮流还没有止息。

根据1939年大战爆发前夕的民族分布图来看，可以看到有三股人口东侵的浪潮连在一起，一股是日耳曼人的浪潮，冲向立陶宛人、波兰人、捷克人、马扎尔人和斯洛文尼亚人；一股是波兰人的浪潮，冲向白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还有一股是乌克兰人和大俄罗斯人的浪潮，冲向克里米亚半岛和黑海以北大草原上的土耳其人，冲向伏尔加河流域和乌拉尔山区的土耳其人和芬兰人。

每一股浪潮都激起了一些浪花，飞溅到浪峰的前头，有时竟老远的飞在前头‐‐这就是由最早的移民所开辟的孤立飞地。

例如，在爱沙尼亚、拉脱维亚、东普鲁士、波兰西部、斯洛伐克、匈牙利的奥尔弗尔德平原、特梅斯瓦尔-巴纳特、特兰西瓦尼亚、布扬克（比萨拉比亚的东南部）等地区都有过日耳曼移民的飞地；甚至东至伏尔加河，在萨拉托夫附近也有过一个日耳曼人的移民区，横跨该河两岸，人数在十九世纪达到高峰时曾有六十万左右。

在科夫诺、维尔纳和利沃夫等地区则有波兰移民的飞地。

而在乌拉尔河、额尔齐斯河、阿穆尔河、乌苏里江等沿河一带以及日本海海滨的符拉迪沃斯托克则有大俄罗斯人和哥萨克人的飞地。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俄国人的那股浪潮仍还存在，而且还在向东推进，波兰人和日耳曼人的浪潮则已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