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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5章（第2页）

在“锦江”

工作的四川人曾挺凡（参加新四军后改名陈寄峰，后加入中国共产党）愿去东北解放区工作，我给他准备一切，并给以路费。

在抗战初期，某年1月2日，有位陌生青年突然来到上海凡尔登花园家里，在客堂交谈之后，才知道他是国琼在上海音乐专科学校同学刘振汉。

是一位有志爱国的学生（解放后在上海音乐学院声乐系任教，后闻在四川成都音乐学院声乐系任教），因缺乏路费，无法去内地学习和找工作，想以小提琴向我抵押六十元。

次日我给他钱，并叮嘱他把小提琴还是带走，沿途若遇困难还可派用。

并启发他对社会不良的现象，要从本质上有个正确的认识。

他掉下眼泪说：“耶稣圣诞晚上，大雪纷飞，我在你们家大门口，老见你们的客人不走，同时，也不知你愿不愿帮助，始终未敢敲门，徘徊到深夜，冷得牙齿发抖。”

当时他那种神态和心情，给予我强烈的印象。

我感叹着，社会制度不改变，成千成万这样的青年是永远无出路的。

早在刘振汉这事之前，有一天国琼从学校回家，告诉我一件事，她说：“中午在学校饭堂吃午饭，听邻桌饭台上的同学中，一位叹气地说：唉！

不知如何是好？

下学期的学费付不出，只好停学。

我正在用饭，忽然听到这番话，心里很难过，饭也咽不下去，把那不相识的新同学望了一眼，又打听了他的姓名。

我想妈妈一定肯帮助的。”

我俩商量好：为了保持他的自尊心起见，把款子放入信封内，说明是学费而不注姓名。

国琼在次晨将它偷偷地放到学校收信的门房架上。

中饭时，只听得这学生高兴地和同桌上人讲：“真是奇妙的事，居然有人把钱送来叫我付学费而却未留姓名，无法感谢。”

在旧社会里，求知欲强烈的青年们，念书付不出学费是极其普通的。

我同情、培养、接济、帮助过的男女青年颇多，难能—一记得。

以上举例而已。

这里想起一位老人，颇为想念她，有一段如下的经过：

张执一同志离开上海局时，将工作交给张登同志负责领导。

张登同志的爱人陈修良的母亲是双目失明的老人。

当时这位老母亲住在上海巨鹿路八二0弄二十二号亭子间。

我佩服这位老人深明大义，支持、掩护子女的革命行动，因而我曾买了好些鸡蛋，亲自送去作为敬意，而补充她的营养。

祝愿这位可敬可爱的老人健康长寿。

我希望中国多有些这样爱国思想的老人！

五、女作家白薇的两三事

这里凭记忆所及，谈谈女作家白薇的两三事。

有次（年份忘了）白薇由重庆回到上海，无处住，我掩护她住在家里（上海亚尔培路一二五弄三十一号，即凡尔登花园）一段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