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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4章（第1页）

唐宋时期发生的&ldo;罢市&rdo;

我曾经以为&ldo;罢市&rdo;之类的剧烈抗争，是进入近代资本主义社会之后才出现的新鲜事物。

实则是，中国早在先秦，《管子》中已有&ldo;罢市&rdo;的记录，不过这里的&ldo;罢市&rdo;乃是指停止经营，并未包含商民以此表达自身利益诉求的意义。

但商民出于抗争之目的而发起的罢市，至迟在唐代后期就开始出现了。

&ldo;安史之乱&rdo;后，唐德宗年间，朝廷由于长年与藩镇交兵，国库日渐空虚，以致连军费都快掏不出来了。

怎么办？当时的宰相卢杞与度支使（财政部长）赵赞等人一合计，觉得&ldo;货泉所聚，在于富商&rdo;，那些富商太有钱了，现在国家有难，不找他们找谁？于是乎，大唐的官府派出京兆尹、长安尉等官，带人去找长安的商人，名义上叫作&ldo;借钱&rdo;，实际上就是抢劫。

史书便是将这次&ldo;借钱&rdo;比拟为&ldo;抢劫&rdo;：&ldo;京师嚣然，如被盗贼&rdo;。

大唐官员公然&ldo;搜人财货&rdo;，哪个敢说半个&ldo;不&rdo;，便抓起来拷打，有人因为&ldo;不胜鞭笞，乃至自缢&rdo;。

一番搜刮下来，官府总共才&ldo;借&rdo;到八十八万贯，远未达到预期的目标‐‐可见唐时长安的商人实在不怎么富有‐‐官府又要求凡典当交易、粟麦粜卖，必须缴纳税率为25的附加税。

面对官府的这般盘剥，自缢自然是没有什么用的，长安的商家终于做出了集体性的抗争‐‐全城罢市，还&ldo;相率千万众邀宰相于道诉之&rdo;，将宰相卢杞卢大人请到路上控诉，卢杞控制不住局面，只好&ldo;疾驱而归&rdo;。

事情最后惊动了皇帝，德宗迫于民间压力，不得不下诏制止官府的&ldo;借钱&rdo;、加税。

北宋初年，京师汴梁也发生过一次罢市，罢市的原因还是官府的勒索。

宋时，官府要向商铺采购&ldo;官物&rdo;，有些商人因为贪图官钱，便在跟官府交易的时候报高价钱，当然，这个虚报的价钱也不可能高到诸如&ldo;一盏吊灯1200万&rdo;的天价，但毕竟违反了当时的法规。

有个叫作史珪的马步军都军头（类似于刑警队长），品性&ldo;粗暴无识，妄恣威福&rdo;，暗中叫人到市场上调查，记下那些跟官府有过交易的商铺，然后上门抓人，说他们&ldo;欺罔官钱&rdo;，要么接受罚款，要么送上衙门。

汴梁商人忍无可忍，发起罢市，&ldo;廛市之间，列肆尽闭&rdo;。

宋太祖得悉此事，下了一道诏书，表明朝廷对之前曾有虚报价钱行为的商家，将既往不咎，&ldo;特与免罪，不许论讼，如是有人更敢言告，以其罪罪之&rdo;。

总算堵住了史珪之流的生财之道。

◎明代仇英本《清明上河图》上的市集

北宋末年的徽宗朝，这是宋代比较昏暗的时期，长安也罢市了。

其时得宠的宦官童贯宣抚陕西，有&ldo;便宜行事&rdo;之权，他看到长安物价腾贵、钱币贬值，便有心要平抑物价，&ldo;欲力平之&rdo;‐‐以我们的经验，大概可以判断童贯这么做是为了捞取政绩。

下面掌管财政、赋税、贸易的官员（计司）&ldo;承望风旨&rdo;，觉得这是讨好童大人的大好机会，于是主动出来降服物价。

但他们又没有学过经济学，只知道迷信权力的力量，想出来的招数是出台规定，要求各商铺&ldo;取市价率减什四&rdo;，即一律降价40，&ldo;违者重置于法&rdo;。

结果，&ldo;民至罢市&rdo;。

◎南宋佚名《西湖清趣图》上的临安市井

作为商民表达利益诉求之行动的罢市出现在唐宋之际，我不认为是偶然的历史现象，从中我们可以找出一正一反两大历史成因。

&ldo;正&rdo;的因素是市民阶层的形成、商人力量的增长。

唐代在&ldo;安史之乱&rdo;以后，束缚市场发育的坊市制逐渐瓦解，开始生成市民阶层。

到了宋代，市民‐‐&ldo;坊郭户&rdo;列为法定户名，预示着市民阶层已成为一个独立的群体亮相历史舞台，而且，商品经济的发达也促使宋代的商人力量不断成长，作为商人组织的行会便是出现于唐而壮大于宋。

唐宋时期的行会又叫作&ldo;团行&rdo;，&ldo;市肆谓之团行者，盖因官府回买而立此名，不以物之大小，皆置为团行&rdo;。

上面几次罢市的具体动员、组织过程，史料语焉不清，不过我想，团行应该在其中发挥了发起或联结的作用。

&ldo;反&rdo;的因素是官府或官员对商民的压迫。

不管是中唐的长安罢市，还是北宋初年的汴梁罢市、北宋末年的长安罢市，其直接的诱因都是因为商人不堪忍受权力的勒索或压制。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在传统社会，尽管已经出现了相当活跃的商品经济、不断壮大的商人群体、涵盖各行业的行会组织，不过社会结构还是表现为国家权力独大的结构，商人许多时候难免沦为权力盘剥的对象。

倘若商民力量弱小而分散，也就罢了，受了盘剥大概只能忍气吞声；但唐宋之际，市民阶层、商人群体毕竟已经成长起来，并且有了联合彼此的行会组织，当他们受到难以容忍的压迫时，就容易采取一致的集体行动相抗争，包括罢市。

所以，对于唐宋之际的罢市，从乐观的角度，我们可以发现社会进步的因素，那就是商民组织能力与利益表达意识的成长。

但如果换一个稍为悲观的角度，则会看到那些阻碍社会进步的因素‐‐权力的独大与官府的强制。

从这个思路出发，官府对付罢市现象，大概也有两种法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