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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章（第1页）

（四）在治学方式上，康有为主要是治传统经学，严复则偏重于开拓新学。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谈及他的老师康有为时说：&ldo;有为早年，酷好《周礼》，初尝贯穿之著《政学通议》，后见廖平所著书，乃尽弃其旧说。

&rdo;转向今文经学。

证以康有为《自编年谱》：1878年（光绪四年），他&ldo;在九江礼山草堂从九江先生学，大肆力于群书，攻《周礼》、《仪礼》、《尔雅》、《说文》、《水经》之学&rdo;。

1880年（光绪五年），他&ldo;舍弃考据括之学，专意养心，既念民生艰难，天与我聪明才力拯救之，乃哀物悼世，以经营天下为志，则时时取《周礼》、《王制》、《太平经国书》、《文献通考》、《经世文编》、《天下郡国利病全书》、《读史方舆纪要》纬划之，俯读仰思，笔记皆经纬世宙之言。

&rdo;1881年（光绪六年），&ldo;是岁治经及公羊学，著《何氏纠缪》，专攻何劭公者，既而自悟其非，焚去&rdo;。

《公羊》是今文主要典籍，何休是东汉今文大师，康有为著《何氏纠缪》，表明他已转向今文经学。

1886年（光绪十二年），他&ldo;又著《教学通议》成，著《韵学卮言》，既而弃之。

&rdo;这里所截取的只是康有为早年的几个年份，它说明康有为于经学下力甚勤，其经学根柢十分深厚。

其后，他著《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奠定了其在清代经学史上的地位。

查阅严复的年谱，除了他童年时代入私塾、读经书的那段经历外，我们无法再找到他师从经学大师的阅历，更找不到他留下的一部经学著作。

他从十五岁考入福州学堂以后，其职业限定了他的主要兴趣不外乎近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

据人们回忆，在1895年前，他翻译了斯宾塞的《群谊篇》、柏捷特的《格致治平相关论》和宓克的《支那教案论》（此三部译稿均佚）。

[40]这说明严复的兴趣已开始投入译事。

而严复在1898年出版译著《天演论》，更是将其志趣表露无遗。

晚清学者俞樾曾说，学人士子在当时只有两条路可走，不是做攻古籍，&ldo;法先王&rdo;的孟子之徒，就是做就西学，&ldo;法后王&rdo;的&ldo;荀子之徒。

[41]如照此标准，在治学方式上，康有为颇似一个治经学，究古籍的&ldo;孟子之徒&rdo;;而严复则是一个攻西学，译洋著的&ldo;荀子之徒&rdo;。

应该说明的是，康有为的经学研究既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经学研究，又超越了学术研究的范畴。

他的《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除了在经学史上发生了一场变革外，还为维新变法运动提供了理论依据。

因此，尽管他与严复的治学方式和侧重点截然不同，但其指向意义却是殊途同归都是为了推动一场维新运动。

严复和康有为之所以在学术思想和中西文化观上呈现出明显的分野，这与他们的早年经历和教育背景密切相关。

康有为属于从传统文化壁垒中蜕化出来的士人，他虽受到西方文明冲击的刺激，对外来新鲜事物有所感触，要求维新变法，但他毕竟受到所受教育的限制;他饱受传统文化的熏陶，熟稔经、史、子、集，对有关西方的文化学术和社会政治只有间接的了解，因而他只能利用传统经史知识去发明新义，制造出&ldo;不中不西，即中即西&rdo;的新学问。

严复则从少年时代进入船政学堂，学习西方语言文字、科学技术，随后又留学英伦，对西方社会政治有直接的经验，对近代科学文化有系统的学习，因而他能以全新的面目投入维新运动。

对康、严之间的差别，梁启超后来有一段评价极为中肯：

&ldo;盖当时之人，绝不承认欧美人除能制造能驾驶能操练之外，更有其他学问。

而在译出西书中求之，亦确无他种学问可见，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辈，即生育子此种&lso;学问饥荒&rso;之环境中，冥思苦索，欲以构成一种&lso;不中不西即中即西&rso;之新学派，而已为时代所不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