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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7章（第2页）

总之，从西周经春秋到战国，楚先后兼并了长江和淮河流域的近七十个国家，版图几乎相当于其他六国的总和，是七国中疆域最大、军备最强、人口最多的国家。

楚对外扩张之所以如此得手，除因国内有强大的物质基础，更因其历代明君政治清明。

有史书记楚庄王之世道：&ldo;商农工贾不败其业，而卒乘楫陆，事不奸矣……其君之举也，内姓选于亲，外姓选于归。

举不失德，赏不失劳，老有加惠，旅有施舍。

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贵有常尊，贱有等威，礼不逆矣。

德立、刑行、政成、事时、典从、礼顺，如之何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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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之所以讲述楚国这光辉的发展史，目的自然在于激励怀王统一天下的雄心和富国强兵的信心。

至于近代楚国衰落的情况，屈原不便多谈，讲到先辈艰苦创业的光辉业绩，怀王理当正视眼前的现实，从而振奋精神，奋发图强。

但屈原旗帜鲜明地指出，要完成统一大业，必得富国强兵，而欲达此目的，在目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又必须实行变法。

变法与否，变法彻底与否，决定着各诸侯国的命运。

对于幅员辽阔、物产丰富、国基坚实，但由于统治集团腐败和生产关系落后而使国家由鼎盛迅速趋于衰落的楚国来说，变法尤显得重要，这是国家和民族生存发展的关键。

屈原素以娴于辞令著称，讲这一问题时既观点明确，态度明朗，又异常委婉和策略，使怀王听着入耳，品着有味，乐意接受。

屈原说，楚之明君早就认识到了变法的重要，君臣的法治观念较强，远在春秋时的楚成王（公元前671年――公元前626年）和楚庄王（公元前613年――公元前590年），就有两则遵法崇制的故事。

楚成王的令尹子文的同族中有人犯了国法，而掌管司法的&ldo;廷理&rdo;知道犯人是令尹的本家，就把他放了。

子文闻听此事，便把该廷理找来严加批评，说他这样做是&ldo;为理不端，怀心不公&rdo;，并且大义凛然地声言：&ldo;吾执一国之柄，而以私闻，与吾生，不以义，不若吾死也！

&rdo;而且还亲自带着他的这个族人到廷理面前说：&ldo;不是刑也，吾将死！

&rdo;廷理只得依法处理了这个犯人。

楚成王听说令尹子文如此大公无私，大义灭亲，执法如山，连鞋子都顾不得提，就慌忙跑到子文家检讨说：&ldo;我年齿尚轻，用人不当，有背令尹之心志。

&rdo;于是罢了廷理的官，并从此更加信任子文了。

百姓闻听此事后说：&ldo;有令尹若此，楚有何虑哉！

&rdo;并编成歌谣，唱道：&ldo;子文之族（人），犯国法程（律）。

廷理释之，子文不听（不同意）。

恤顾怨萌（偏顾私亲，就会使人们产生不满），方正公平（执法如山才算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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