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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 帝国丧钟（第1页）

总有刁民想害朕。

收复安南两年后，咸通九年（868），一个历史遗留问题重回大众视线：徐州银刀军。

四年前，朝廷招募徐州地区散寇游勇，南下赴广西一带驻防，用于抵御南诏入侵。

按照最初设想，此举既能解决徐州银刀军之内乱，又能解决南诏之外患。

所以朝廷制书已经很直白了，要尽量招募以银刀军残余为主的匪盗。

每满五百人就开团。

在应募南下协防的徐卒中，有五百人被安排在了桂州（今广西桂林）。

现在，“安南战争”

已经结束，他们不断提出换防、返乡的要求，却一再遭到拒绝。

于是，徐州兵以实际行动捍卫了他们骄横难制的口碑，发动了兵变。

按照惯例，边关戍卒是三年一期，期满换防。

很多历史资料都粗线条地采纳了这个原因，说桂林徐卒三年期满而不得返，是其兵变的直接原因。

有的资料说他们已经被拖延了一期（实际是是拖延了一年），却仍被告知要继续执勤一年。

三年之后又三年，三年之后又三年，这都快十年了，老大！

前文已经特意强调过，虽有“三年一期”

的惯例，但朝廷敕文中已经明文表示：待岭外事宁，即与代归。

这本身就是一个不太负责任的说辞。

“事宁”

的评判标准是什么？是收复安南，还是别的战略目标？究竟怎样才算事宁？

然而无论是“三年超期说”

，还是“事宁不遣说”

，似乎都不足以激起兵变，说他们是“被逼”

起义，实在太过于牵强，对历史也太不负责任。

本书正是要拂去封尘，理出繁杂事件的背后真相，探究其内在的逻辑。

不盲从敷衍，更不哗众取宠，还原历史本真。

戍卒兵变，固然有他们包藏祸心的元恶，然而朝廷的一些做法也确有不妥之处，起到了激化作用。

朝廷在徐州地区募兵，主要征兵对象就是违法乱纪的匪盗，也就是令地方头痛不已的银刀军。

同时，给徐州地方派来了新的领导——崔彦曾。

崔彦曾也是文官出身，同样是个铁面无私的鹰派人物。

“通于法律，性严急”

，朝廷委派他来，就是要以高压态势，狠治徐州。

崔彦曾“长于抚养，而短于军政”

，于是在治军方面，更多的是交给三个心腹亲信去办理。

这三个手下是尹戡、杜璋、徐行俭，三人对朝廷的精神是心领神会的，那就是要对徐州兵狠毒，同时不能让朝廷背锅，朝廷仍然要以一副宽容仁慈的嘴脸出现在公众面前。

于是，三人肆无忌惮地欺负、盘剥徐州兵，以凶残贪暴闻名全军。

咸通九年，旧例三年代归的期限已满，且安南已经收复，南诏退兵，岭外的事也宁了，驻防桂林的徐州兵请求返回。

这是合理请求，不算过分。

尹戡以军费紧张为由，傲慢地拒绝桂林戍卒返乡，“明年再说吧。”

官府的这种搪塞态度激怒了戍卒家属，他们飞书桂林。

很快，戍卒也被激怒，“我们是来戍边的军人，不是被流放的犯人！”